后记（一）(3/4)
周纯熙的回复是她可以答应结婚，但有三个要求。第一，每年至少有九个月的时间，她必须住在英国打理公司；第二，比利时王室不得干涉她的私人生活；第三，国王先生不得有外遇，如果有外遇就立即离婚。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要求，国王陛下都表示同意，就是第一个要求让他非常为难，以至于现在都还在考虑期间。
会客厅。
周赫煊、徐志摩、叶灵凤和徐吁正在搓麻将，边打牌边聊着香港的文学创作形势。
抗战期间，徐志摩一直留在上海，战争迅速洗去他身上的天真和散漫。他和好友邵洵美、项美丽一起，在上海从事地下出版工作，专门印刷各种抗战爱国小册子。
这个时空，论持久战能在上海迅速传播，也有徐志摩的一份功劳。
为此，徐志摩和邵洵美两个富家公子哥，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砸了进去，而且还雇佣保镖、东躲西藏。
就是在躲避日寇搜查的日子里，徐志摩和陆小曼终于彻底分手。陆小曼最终跟翁瑞午走到了一起，两人都选择留在大陆。而徐志摩则来了香港，并于950年和张幼仪复婚，现在夫妻俩都是香港大学的老师，徐志摩教文学，张幼仪教德文。
至于叶灵凤，属于创造社的老人了，当年和郭沫若、郁达夫、田汉是文学阵线的战友。他跟潘汉年一起主编过幻洲，被禁，又主编现代，被捕。抗战爆发后，叶灵凤参与编辑救亡日报，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，一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。
相比起徐志摩和叶灵凤，徐吁的名气就要弱得多。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，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，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，结果却被困在上海。他靠卖文为生，花两年十年筹集路费，途经广东、广西一路前往重庆，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。
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“鬼才”，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，943年最受关注的就是他的风萧萧。这部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的谍战，讲述了三个女间谍国党、日本和美国间谍之间的斗争。
描写谍战的风萧萧让读者耳目一新，当时是这样形容的“重庆江轮上，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。”不仅如此，这部还在中国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，即“后期浪漫派”。
在搬来香港之后，徐吁的创作生涯进入另一个高峰期，整个0、70年代，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物
“四条”周赫煊一张麻将拍出。
徐吁笑道“老校长，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，让我吃也不是，不吃也不是。”
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，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，所以他称周赫煊为“老校长”。
“吃啊，送上门的还不吃”叶灵凤笑道。
“不吃不吃，自力更生，摸牌要紧，”徐吁笑呵呵道，“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，坚决不吃嗟来之食。”
周赫煊乐道“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长啊。”
“那帮绿背，就是该骂”徐吁说着拍出一张牌，“九筒”
“绿背文化”在此时的香港很流行，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。“绿背”之绿，是美元之绿，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“亚洲基金会”，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。
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，三餐难继，生活窘迫，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，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。其中张爱玲的秧歌和大地之恋，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，文学质量奇差无比，只为拿美元过日子。
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，都还坚持着文学创作底线，对“绿背文化”深恶痛绝。跟政治无关，他们纯粹是觉得拿美元搞创作，在自己的作品里说假话太恶心了。
就拿张爱玲的秧歌来说，写的是新中国农村的“悲惨现状”。这女人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，她能写出什么玩意儿全靠瞎编乱造。